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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業產值利潤率連續三年下降現象研究

            • 發布時間:|  2021-03-22
            • 瀏覽次數:|  1047次

            制定建筑業合理利潤率有利于宏觀經濟健康發展

            文/汪士和

             

                   建筑業營業稅改增值稅自2016年6月1日正式實施至今已有4個年頭,從國家權威機關資料獲悉,建筑業產值利潤率以2016年為基準年的話,已經連續三年下降(2016年3.61%,2017年3.50%,2018年3.39%,2019年3.37%)。在國家為了拉動經濟、切實減輕企業負擔、普遍實行“減稅降費”的政策下,似乎建筑業未能享受到該政策的“紅利”,這對建筑業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發展是不利的,有必要加以研究。

                   一、是什么原因造成建筑業產值利潤率一直偏低?

                   1、歷史原因

                   筆者曾經從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上整理出以下三張表:表一,中國六大行業主營業務利潤和利潤率對比表;表二,中國六大行業從業人數及人均利潤一覽表;表三,2010年中國按行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利潤率前10名、后10名。

                   通過對國家正式公布的統計資料進行分析,不比不知道,比較之后真是長見識了!行業之間利潤率和人均利潤率咋差距就這么大呢?作為建筑行業2010年統計的有從業人員4160萬人的大行業,人均利潤8200元,僅約為同年工業人均利潤5.56萬元的七分之一,即使按照2019年建筑業人均利潤1.54萬元,也只有10年前工業人均利潤的27%。建筑業與工業同屬第二產業,也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建筑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顯然還不盡人意。

                   2、現實原因

                   (1)減稅降費的“紅利”沒有真正落實到建筑業。

                   根據中國建筑業協會的分析,2010年-2019年中國建筑業產值利潤率如圖一所示:

                  “營改增”給絕大多數行業都減輕了負擔,特別是服務業,較之征繳營業稅時,負擔減輕40%,這為“大眾創業”提供了良好外部環境,對解決就業壓力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至于建筑業,“營改增”不僅沒有減輕企業負擔,而似乎是加重企業負擔了。經向部分企業負責人了解,如果把目前的增值稅率9%倒推回去折算成營業稅的話,相當于營業稅3.5%~3.8%。換句話說,負擔比當初征3%營業稅要重。這就能解釋實行“營改增”后,連續三年建筑業產值利潤率下降的原因了。如果硬像傳說中“營改增”讓建筑業減稅2000億元的話,那么2019年最高年份建筑業實現利潤才8381億元,如果龐大的稅收真的負擔減下來,應該反映在利潤里,事實證明并非如此。建筑業的利潤絕對值有所增加,完全是靠擴大規模,即增加建筑業總產值的數量得來的。因為從利潤增速來看,從2016年以來也同樣呈現連續三年下降(見圖二、圖三)。

                   當初,有關部門承諾“將現行商品混凝土簡易計稅辦法調整為一般計稅辦法,增加建筑業可抵扣進項稅額”,這條對建筑業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減稅政策,卻千呼萬喚未能出臺。要知道,在目前工程總造價中,商品混凝土占比20~25%,如果這條減稅政策落地的話,建筑業的負擔肯定能夠減下來。否則,從增值稅的理論上來講,用目前商品混凝土簡易征收的3%發票,抵扣企業實際繳納的9%增值稅,顯然也是不合理的。經測算,如果這條政策能夠落到實處的話,施工企業可合理減稅近百億元。

                   (2)最低價中標仍是企業增加利潤的最大障礙。

                    由于不顧國情,生搬硬套引進國際建筑市場上“最低價中標”的概念,使建筑企業深受其害。作為常識,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商品實行優質優價是天經地義的事,建筑業制造的商品——房屋及構造物,卻被硬性規定為優質低價(雖然國家規定是提供合格產品,但多數合同里都被要求承諾創省、市級優質工程,甚至要求創國家級優質工程),這不僅不公平,也必然會給建筑產品帶來質量隱患。因為任何商品又要最便宜又要質量好,“既要馬兒跑得快,又要馬兒不吃草”,這是基本不可能的事,何況建筑產品是關系到百年大計的商品?,F行的“最低價中標”,使全社會進入一個誤區,以為建筑行業利潤率等同于房地產業。雖然是根據國家預算定額編制的標書,但不下浮個百分之十幾、二十幾,甚至下浮百分之三十幾,不要想中標,這必然給建筑業發展造成傷害。

                   據國家統計局資料,2019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金額551478億元,其中民間固定資產投資311159億元,占56.42%。再加上2019年利用外商投資(9415億元)、港澳臺商投資及其他資金投資,真正國家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不足1/3。如果說計劃經濟年代用政策限制建筑企業盈利,是為了給國家節約資金,因為那個年代投資主體單一,幾乎只有國家這一渠道,似乎容易讓建筑業同行接受這個事實(偏偏那時反而規定了建筑企業可計取2.5%的“計劃利潤”)。但在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在市場經濟模式已深入到經濟領域各行各業之后,不僅法定2.5%的利潤取消了,而且由于最低價中標的政策原因,造成建筑業在為國家讓利的同時,也必須向外資企業、港澳臺企業、民營企業以及已經充分享受了國家政策先富裕起來的那部分人讓利,這就使從事建筑業的人們相當無語了。根據前文所列2010年中國行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利潤率前10名和后10名的數據,平均主營業務利潤率為14.52%,而建筑行業利潤率多少年只在3.5%上下徘徊。特別是作為全國建筑業領軍企業的代表,央企和大型國企每年的產值利潤率僅只有1~2%。難怪在社會上很多人不待見建筑行業,就連相當多的“建二代”也不愿意接班,以致于建筑企業不僅人才短缺,并且建筑農民工也年齡老化,40多歲乃至50多歲的人還得爬腳手架。年輕人瞧不起這個行業,都奔著“掙大錢”去了。這是建筑行業利潤率低引發的后繼乏人。

                   (3)建筑業的應得利潤被轉移給了建設方。

                    除了最低價中標造成的影響外,那就是建筑業的應得利潤被轉移了。工程成本被人為擠壓,施工企業的利潤空間微乎其微,很多項目最低價中標后,管理稍有不慎就會虧損。那么問題來了,開發商會不會因為開發成本減少而降低房價?有個開發商酒足飯飽后一語道破天機“你們建筑行業內奉行的是相互壓價(就是前文所說的最低價中標政策所致),我們開發企業是根據市場情況相互抬價,各個行業都有自己的潛規則,你們賺不到錢,是你們爭得頭破血流相互壓價的結果。”某單位幾年前曾做過一個簡單的成本分析(詳見表四),一平方米建筑成本(考慮地區差別)一般在4000~8000元左右,占其本地區整個房屋售價的幾分之一,甚至十幾分之一,扣除工程成本、開發成本和稅收,開發商賺取的利潤仍然是相當可觀的,甚至可以說是暴利,這就不難解釋幾乎沒有商業巨子不從事房地產的。

                   (4)建筑業為投資公共建筑的建設方提供了巨大的建筑勞動剩余價值,從而壯大了改革開放的資本實力。

                    這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從新中國建立以來,還是從改革開放40多年算起,所有公共建筑為社會提供的便利和財富,所有城市日新月異的變化,建筑企業和建筑工人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5)目前現行的工程量清單計價法是與國際工程造價慣例接軌的,其主導原則就是“確定量、市場價、競爭費”,但執行中出現偏差。

                    這種計價模式是引入競爭后形成的價格機制。問題是本應該將建筑工程人工費、材料費和機械臺班的價格一級管理費用全部放開,由建筑市場的供求關系自行確定,但在執行過程中卻出現偏差,結果是施工企業合法利潤受到很大的擠占。如:人工價格如果按照市場價隨行就市的話,去年下半年行情是:一個非技術性的勞務用工(俗稱“小工”)每天報酬是200~250元左右,一個技術性工人每天400~500元左右,特殊工種甚至更高,不給到這個價就招募不到工人。但是全國各地區造價管理部門實行的人工工資單價標準,大多數還停留在普通技工每日幾十元的水平上,就是經濟發達地區也不超過100元。如此巨大的人工費倒掛,找開發商是不可能認賬的,而整個工程造價里,人工費占比已高達25~30%,這里面發生的人為虧損,施工企業得全部兜下來。再比如:材料費在當今建筑市場上變數也是非常大的,特別是2020年上半年發生疫情之后,鋼材、水泥、砂石的價格無一不是飛漲,如果按照原先簽訂的合同執行,那施工企業非破產不可。所以有些地區造價管理部門實事求是出臺政策,當市場價比合同價超出10%以上允許作調整,如在5%以內則企業自行消化,但是這5個點主要材料上漲費用無疑擠占的又是企業利潤。如果簽的是一次性包死的合同即所謂“閉口”合同,打官司也不容易從建設方得到補償。至于機械臺班費和管理費用也根本無法做到全部隨行就市。管理費用是指企業為組織管理生產經營而發生的費用,內容包括22項之多,為了能低價中標,大多數企業都盡可能壓縮或主動“讓”掉這部分費用,這無疑也是節約了工程成本,為建設業主和開發商省了錢創了利。但是有些費用投標時被壓縮掉,實際上又是非支出不可的,發生這種情況,施工企業只能是自己“買單”。 

                   二、建筑產值利潤率過低造成的弊端

                   改革開放以來,建筑業發展迅速,按照2020年統計資料,截止2019年底,中國建筑業有資質等級企業的從業人員為5427.37萬人(其中大量使用了從農村來的建筑農民工),建筑業不僅為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對完善居民居住條件功不可沒,而且為增加農民工經濟收入和精準扶貧工作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以江蘇省建筑業為例,農民純收入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來自于建筑業。但同時建筑業又是勞動密集型的行業,由于利潤率低下暴露出諸多發展中的問題,歸納起來有以下六個方面:

                   一是人員年齡結構老化,建筑業再往后十年將面臨后繼無人。因為傳統的建筑業除了苦、臟、累、險以外,由于利潤率低、職工待遇不高(這里要說明:前文的工人工資是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的報酬,如果按照勞動法規定工作8個小時,實際現狀是延長勞動時間所得,從單位時間考量還是不高的),年輕人不看好這個行業,包括建筑行業老職工也不愿意讓其子女從事這個行業。有一位從事建筑行業管理的老同志提前退休參與到房地產開發,感慨良多,他曾私下對朋友說“從建筑上出來的人,一旦投身到其他行業,打死了也不會回頭再去搞建筑。”

                   二是從業人員相對素質低,加上建筑農民工的流動性非常大,企業在現有利潤水平下,舍不得再在培訓職工技能上投入,更不用說大力培養復合型人才了。

                   三是大部分建筑業企業科技創新能力比較差,科技投入不足,特別是起步相對于東部地區晚的大量中西部地區建筑企業,現在仍停留在采用傳統工藝,使用傳統建筑材料,為了應付合同上創優質工程的需要,才被動地采用建筑行業推廣的十大新技術,只有少數企業開始涉足裝配式施工和采用BIM技術。這除了企業經營者思想觀念上有待提高之外,關鍵還是企業自身積累差,沒有資金實力。

                   四是國際化程度低,在國際工程承包市場,中國建筑企業在投入“一帶一路”建設之前,多數從事勞務為主或層次較低的一些項目,與國際知名工程承包商相比,競爭實力存在相當大的差距。美國《工程新聞紀錄》每年在全球范圍內評選國際工程承包商250強,2020年度入選的中國公司達74家之多,本應該是值得高興的事,但經細分析卻又高興不起來。74家企業2020年(統計數據為2019年)的國際市場營業額合計數1200.05億美元,平均每家16.22億美元,而250強國際營業額排名前三的都是國外建筑公司,其中西班牙企業ACS以389.5億美元榮登榜首,德國企業霍克蒂夫(HOCHTIEF)以293.03億美元排名第二,法國萬喜(VIHCI)以244.99億美元排名第三。這三家企業國際營業額合計為927.52億美元,相當于中國74家對外承包企業國際營業額的四分之三(77.29%),平均每家完成309.17億美元,是中國入選250強企業平均數的19倍。究其原因,說來也簡單,中國大多數有對外簽約權的施工企業實力都不是很強,除央企外,開拓國際工程承包市場所需大筆工程保函,資金這一關就過不去。

                   五是建筑業產值利潤率過低,直接影響了國家消費內需的拉動。筆者曾經參加過有關部門關于建筑業稅負問題的座談會,從交談中得知他們不太了解建筑業。有位同志說:你們建筑業還在喊沒有錢,你們這些建筑老板開出的汽車不是“奔馳”就是“寶馬”,怎么還沒有錢?當場一位同志反駁說:你知道有多少輛好車是靠拖欠工程款抵債抵來的嗎?車子開了兩三年還是原價抵付工程款,這上哪兒說理去?再說建筑業經營的需要,如果董事長去談業務乘輛普通轎車,甲方認為公司沒有實力,所以裝裝門面也得開輛好車。從這次座談會某些同志的觀念中,建筑業與房地產業一樣有錢,難怪有關政策都往往放在同一個文件中下發。其實,不僅盈利水平有天壤之別,就是行業門類劃分也不是一回事,建筑業與工業同屬第二產業,而房地產屬于第三產業。建筑業5000多萬從業人員就是5000多萬個家庭,按照每個家庭三口人計算,涉及到一億五千多萬人的生活與消費,這是國民經濟41個部門中,任何一個行業都無法比擬的,建筑企業盈利少,職工收入低,直接影響消費內需的拉動。

                   六是工程質量會大打折扣。從20多年前的1999年重慶綦江彩虹橋整體垮塌造成40人死亡的慘痛事故之后,建筑因工程質量造成的重大事故仍然會見報端,“豆腐渣工程”和“瘦身鋼筋”也成了專用名詞,工程質量引起了政府和國人的關注。從許多事故調查組對問題工程做出的調查結論方面看除貪污腐敗、瀆職之外,還有一條不應該忽視的原因就是工程造價過低,有此可能造成偷工減料。我們再以彩虹橋為例,該工程總預算是500多萬元,最終結算價是368萬元,也就是造價被壓低了四分之一多。血的教訓提醒人們,違背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吞下的必然是“便宜無好貨”的苦果?,F在許多私人投資的項目,已一般不選最低價中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投資人清楚知道,最低價中標的項目,工程質量必然得不到保證。

                   三、制定建筑業合理利潤率政策勢在必行

                   針對上述弊端,如果把建筑業產值利潤率提高到與社會平均利潤率水平相適應的標準,其好處有以下五個方面:

                   1.可以極大增加建筑業產業的實力,有利于更多地參與國際競爭,使建筑業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層面的支柱產業。

                   有朝一日,建筑業產值利潤率如果達到10%的話(與同行交流時談到這一話題,他說要提高到6%就很好了),按2019年完成的產值24.84萬億元,將實現利潤2.48萬億元以上,人均利潤可達到4.6萬元左右,是2019年1.544萬元的近3倍(應該說放在各行各業中衡量,這還不是較高的水平)。企業產值利潤率提高了,對于推行裝配式、智慧工地、數字建筑,可以大大加快進程,有利于加快傳統建筑業向國際化過渡。

                   2.國家從建筑業的稅收也可較大幅度增加。

                   2019年建筑業增加值為70904億元,假設利潤率達到10%,則可征收增值稅、征繳附加稅費、征繳所得稅的情況如下:

                  (1)增值稅:6381.36億元(70904億元×9%)。

                  (2)附加稅費(按照通常計算方法):765.76億元(增值稅額6381.36億元×12%)。

                  (3)所得稅:6211.13億元(實現利潤2.48萬億元×25%)。

                   以上三者相加,全年的征繳稅金為13358.25億元,比目前(3.37%產值利潤率)多征繳4115.88億元,要知道2019年整個建筑業上繳國家稅金僅7163億元,合理提高了建筑業產值利潤率后,國家從建筑業的稅收大幅增加57%,建筑業將一躍成為國民經濟新的“納稅大戶”。

                  3.如果建筑業利潤率較大幅度上升,必將帶動建筑職工收入相應增長。

                  2019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為90501元/人,建筑業為65580元/人;2019年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為53604元/人,建筑業為54167元/人。把城鎮非私營和與私營單位工資總額及對應人數分別相加后再平均,得到全社會城鎮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為67943元/人,建筑業為60219元/人,直觀上看建筑業就業人員人均工資只比全社會城鎮單位的平均工資低7724元,但不同的是建筑業大多數就業人員每天工作時間是10~12小時,這樣比較下來,建筑業就業人員的工資收入真不算高。企業并不是不想為工人增加工資,實在是到手的利潤太少了,留下了再生產的資金,想為工人增加工資也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唯有提高建筑業的產值利潤率。如果考慮到建筑工人延長勞動時間的實際情況,把工人人均工資從6萬多元調到7萬元(略高于社會平均工資),全國建筑工人在2019年基礎上增加17%工資,按照建筑從業人員總數需增發5427億元,前提是建筑企業要有錢才能發得出。

                  4.建筑職工收入大幅增加,對拉動內需作用巨大。

                  根據測算,如果較好地解決建筑業產值利潤率過低問題,建筑職工收入相應增加出來的部分必然形成消費領域強大的購買力,對擴大內需肯定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

                  5.可以穩定建筑業從業人員隊伍,有利于提高人員素質。

                  建筑業之所以行業地位不高,很重要的原因是有安全風險和收入水平偏低。社會上誤認為從事建筑的效益好,是把少數包工頭、項目經理和企業有關高管的收入,當成了大多數建筑業從業人員的收入。三百六十行中,有的行業安全風險比建筑行業相對要高,如煤炭行業一線采煤工人,為什么不存在像建筑業很嚴重的“后繼乏人”問題?一是因為國家各級政府高度重視礦山安全,把安全事故努力降到最低限度;二就是礦山工人的工資待遇高。而建筑企業為了承接任務,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報價參加市場競標,有的不惜把工地的安全措施費也壓縮掉了,于是項目的質量、工人的安全防護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如果把建筑業產值利潤率提高到合理水平,企業就有足夠的經費培訓自己的員工,提高職工素質,杜絕現在許多農民丟了“鋤頭就拿瓦刀”、戴上安全帽就算建筑工人的現象;如果把建筑業產值利潤率提高合理水平,企業就有足夠的經費繳納員工的社會保障費用,做到“應保盡保”,也才能留得住人,穩定從業人員隊伍。

                  綜上所述,用政策保證建筑業有合理的利潤率,止住連續下降的態勢,不僅對“營改增”政策是強力的支撐,而且是落實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位置”,從而把建筑業打造成名副其實的支柱產業,對國民經濟做出更大的貢獻。

                 (本文作者系原江蘇省建筑工程管理局副局長)

            轉自:建筑時報  2021/01/07、2021/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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